吴广平教授谈《史记》与湖湘文化 || 屈宋贾立湖湘风骨

 谈起湖湘文化，我们绕不开屈原、宋玉、贾谊三人奠定的湖湘风骨——屈原流放沅湘赋《离骚》，宋玉贬谪临澧作《九辩》，贾谊过湘水作赋吊屈子；亦难忘周敦颐开理学先河，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扬湘学正脉。

 至近现代，湖湘地区人才辈出：曾国藩、左宗棠挽危局于乱世，谭嗣同以血荐轩辕；新民学会启建党先声，岳麓书院孕“实事求是”思想——湖湘儿女以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魄力，化千年文脉为改天换地的实践力量。

 《史记》开创了史学编纂的新范式，更以其深邃的文化观照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书中的《屈原贾生列传》塑造的屈贾及宋玉身影，正是湖湘文化最早、最深的印记之一。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吴广平带我们从《史记》这面文化棱镜中，通过屈宋贾行吟泽畔的孤绝身影，一窥湖湘文化。

湖南汨罗屈子祠

 合传背后是士人共同的命运

 《十几岁》：司马迁为何将屈原、贾谊二人合作一传？

 吴广平：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揭示作此传的原因：“作辞以讽谏，连类以争义，《离骚》有之。”其编纂意图可从三个层面解读。

 其一，《史记》的列传遵循“以类相从”的原则。屈贾两人皆属“忠而被谤，信而见疑”的典型。屈原是楚国贵族，官至左徒，因力主变法抗秦遭靳尚、郑袖等贵族构陷，先被楚怀王疏远，后为楚顷襄王流放沅湘，终以汨罗沉江殉其“美政”理想；贾谊二十出头擢升太中大夫，因推行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削藩新政，触怒周勃、灌婴等军功集团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，虽蒙汉文帝召回却终难展抱负，三十三岁抑郁而逝。二人一为战国变法先驱，一为汉初新政推手，都锐意改革却中道蹉跎。

 其二，屈贾虽相隔百年，但精神谱系一脉相承。贾谊被贬长沙时作《吊屈原赋》，明确以屈原为精神偶像，有跨时代的惺惺相惜。屈原“发愤以抒情”创作《离骚》，贾谊“意不自得”而赋《鵩鸟赋》，皆将政治失意转化为文学经典，开创贬谪文学传统。可以说，贾谊“吁嗟默默，生之无故兮”是直承屈原“怀瑾握瑜兮，穷不知所示”的。

 其三，司马迁借此寄寓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抱负与“贤而被抑”的悲剧命运。当司马迁在传末写下“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”时，表达的既是对屈贾“忠而见疑”的痛惜，更是对自身因李陵之祸受刑的悲愤自况。同具经天纬地之才，却在专制政体下同陷悲剧，合传实为士人群体命运的共同写照。

 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屈原贾生列传》在屈原与贾谊两人之间还提及了宋玉。屈宋贾三人都被贬湖湘，共同开启了湖湘文学、湖湘文化。

湖南汨罗屈子书院

 求索、悲秋与忧思

 《十几岁》：从屈原《离骚》到宋玉《九辩》，再到贾谊《吊屈原赋》，是否标志着中国文学中士人“失意—反思—书写”这一贬谪文学范式的确立？

 吴广平：贬谪文学的本质是士人阶层遭遇政治挫折后，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实践。屈原流放沅湘，而有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渔父》等；宋玉谪居临澧，作《九辩》以抒怀，开创“悲秋”传统；贾谊流寓长沙，写有《吊屈原赋》《鵩鸟赋》。三人共同奠定了贬谪文学的基本范式，并确立了其核心特征：

 首先，具有鲜明的“发愤抒情”特质。屈原的“屈心而抑志”，宋玉的“贫士失职而志不平”，贾谊的“斡弃周鼎”，皆以激愤书写不平。

 其次，突破了个人抒情的局限，形成多重对话维度：与自我对话（如《渔父》）、与自然对话（如《九辩》）、与历史对话（如《吊屈原赋》）。屈原的“求索”、宋玉的“悲秋”、贾谊的“忧思”，构成了湖湘贬谪文学的精神谱系。

 其三，普世的人文关怀。屈原“哀民生之多艰”关联民众苦难，宋玉“羁旅无友”道出逐臣孤独，贾谊“寻常污渎”思考人才困境。这使湖湘贬谪文学成为中国士人精神传统的重要源头。

湖南临澧九辩书院前的宋玉文化广场

 《十几岁》：湖湘地理的“险峻”“萧瑟”与“卑湿”如何塑造屈原、宋玉、贾谊的文学表达？

 吴广平：湖湘独特的地理环境强化了三人的政治创伤。屈原面对“山峻高以蔽日”的险阻，作品充满突破空间限制的渴望；宋玉目睹“草木摇落而变衰”的萧瑟秋景，开创了“悲秋”传统；贾谊则对“长沙卑湿”尤为敏感，转向对生命本质的思考。

 屈原作品中强烈的空间意识与湖湘险峻的地理密不可分。《离骚》的“朝发苍梧”“夕至县圃”展现穿越现实的渴望；“帝阍拒开天门”既写天界阻隔，又暗喻佞臣当道。《涉江》中“深林猿狖”的意象，是实景描写，又象征其远离权力中心的处境。沅湘水系的朦胧流动，与《九歌》的奇幻想象呼应，亦暗示求索之路漫长。

 宋玉《九辩》将湖湘秋景与士人命运深刻结合。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的感叹，将个人失意融入草木凋零的时空体验，开创了中国文学的“悲秋”传统。与屈原突破空间的渴望不同，宋玉更注重时间维度下的生命感悟，秋风肃杀恰似其壮志难酬的人生境遇。

 贾谊遭遇的是长沙的“卑湿”气候，并因此催生出独特的生死观。《鵩鸟赋》借不祥之鸟——猫头鹰，探讨祸福相倚的哲理，“万物变化”的辩证思维正是对潮湿闷热环境的超越。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两次记载“长沙卑湿”，均与贾谊“寿不得长”的预感相关，这种地理气候成为其哲学思考的催化剂。

 屈宋贾三人分别从空间突破、时间感悟、生命哲思三个维度，完成了湖湘地理与文学精神的深层互动，奠定了中国贬谪文学的基本范式。

湖南临澧宋玉城遗址

 《十几岁》：三人的不同也与所处时代、个人选择相关。

 吴广平：是的。在战国末期的时代背景下，屈原推行的“美政”改革已超越个人理想范畴，成为关乎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。他“宁溘死以流亡兮”的决绝，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坚守，体现的是战国士人孤傲不屈的对抗气质。

 宋玉身处楚顷襄王时代，面对楚国衰颓，他的选择更具文人特质。不同于屈原的政治抗争，他以《九辩》将个人失意升华为对时序变迁的感悟。“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”既承屈原忧愤，又以“悲秋”意象开创文人抒怀新范式，展现战国晚期士人从政治抗争向生命况味的审美转化。

 贾谊生于汉初承平时期，政治行为多出于个人抱负。他虽“自伤悼，以为寿不得长”，仍寄望命运转机，追求“齐生死”的解脱。其“般纷纷其离此尤兮”的感叹与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务实，蕴含了更多的理性反思。

 三人的差异，反映的是从战国到汉代文化精神的深刻变迁。屈原的“香草美人”彰显着政治理想的高洁；宋玉的“草木摇落”深化了自然意象与生命体验的融合；贾谊的“鵩鸟入舍”则体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格局下的调适智慧。

湖南长沙贾谊故居

 忧患、批判与进取

 《十几岁》：屈宋贾三人给湖湘文化注入了怎样的基因？

 吴广平：屈原行吟沅湘、宋玉谪居临澧、贾谊谪居长沙时，就已在湖湘大地播下精神种子。

 其一是深沉的忧患意识。屈原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悲悯，宋玉“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”的孤独，贾谊“可为痛哭者一”的危机感，共同构成了湖湘文化“心忧天下”的精神底色。这种忧患源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，成为推动变革的内在动力。

 其二是强烈的批判精神。屈原通过《离骚》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”揭露楚国政治黑暗；宋玉在《九辩》中以“君之门以九重”批判君臣隔阂；贾谊则直言“秦之过”在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这种不避权贵的批判勇气，在湖湘文化中发展为“不唯上、不唯书”的独立思考品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三人的批判都建立在深刻观察的基础上——屈原对楚政的洞察、宋玉对士人处境的体认、贾谊对历史治乱的总结，这种结合现实批判与理性思考的特质，恰是“实事求是”精神的重要源头。

 其三是不屈的进取品格。屈原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执着，宋玉虽失职仍“宁穷处而守高”的孤贞，贾谊遭贬仍心系天下的担当，共同塑造了湖湘文化“敢为人先”的实践品格。三人虽处不同时代，却以文学为媒介，完成了精神传统的接力传承。

湖南长沙贾谊故居贾谊塑像

 《十几岁》：近现代湖湘人怎样续写屈宋贾风骨？

 吴广平：屈宋贾的精神代代相传，激励着湖湘士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最终在近代造就了“中兴将相，什九湖湘”的文化奇观，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。

 具体来说，有时代变局中的突围，如王夫之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学术担当、魏源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开眼看世界；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果敢，如曾国藩“打脱牙和血吞”的坚韧；有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实践，如左宗棠既有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”的情怀，又有收复新疆的实干；有至暗时刻的义无反顾，如谭嗣同的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的慷慨赴死。

 【编者按：本文为《十几岁》杂志社副主编杨丽芳对吴广平教授所作《史记》系列访谈的第二篇，刊于《十几岁·高中生阅读与写作》2025年9-10月号（第29-30期），“学习强国”转发。系列后续访谈将于该刊陆续推出，敬请关注！】